"凤鸣朝阳":所谓高宗朝二十年无人进谏?-李貮

昨晚看到《资治通鉴》里的一段话，几乎不加任何思考的就信了，感谢@何生一骂醒我(捂脸)。内容来自我两的聊天记录，纯业余爱好者，逻辑并不是很清晰，在此整理，聊供一阅。这段话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:

上既封泰山，欲遍封五岳，秋，七月，作奉天宫于嵩山南。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：“陛下封泰山，告太平，致群瑞，与三皇、五帝比隆矣。数年已来，菽粟不稔，饿殍相望，四夷交侵，兵车岁驾；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，乃更广营宫室，劳役不休，天下莫不失望。臣忝备国家耳目，窃以此为忧！”

大概意思是，永淳二年七月，李九这个有钱有闲且闲不住的主想去把五岳全部封禅一遍，已经封了泰山，准备又去封嵩山，在嵩山南建造了一座奉天宫。这一建可不要紧，一个叫李善感的御史上书就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说:陛下在泰山封禅过，已经证明你的功业了，这几年内有饥荒，外有战患，你本来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，现在反而广建宫室，劳役不停，天下人没有不对你失望的。我作为御史，国家的耳目，深深为此感到忧虑。而李九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你说得很好，但我不听。虽然不听，但我还是对你很好。"上虽不纳，亦优容之。"

这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进谏，偏偏下面还有这么一段话:自褚遂良、韩瑗之死，中外以言为讳，无敢逆意直谏，几二十年；及善感始谏，天下皆喜，谓之“凤鸣朝阳”。李善感这么一进谏，打破了自褚遂良、韩瑗死后二十年无人劝谏皇帝的局面，当时的人都很高兴，称为"凤鸣朝阳"。

我当时大为唏嘘，二十年啊，二十年，二十年没有一个人劝，就由着李九这倒霉孩子胡作非为，难怪他骚操作一大堆，难怪唐三世而亡，贞观一朝主仁臣直，讽谏成风的风气，就这么在高宗朝被打破了。可是，同样是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:

九月，壬申，大理奏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、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，罪当除名；上特命杀之。大理丞太原狄仁杰奏：“二人罪不当死。”上曰：“善才等斫陵柏，我不杀则为不孝。”仁杰固执不已，上作色，令出，仁杰曰：“犯颜直谏，自古以为难。臣以为遇桀、纣则难，遇尧、舜则易。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，是法不信于人也，人何所措其手足！且张释之有言：‘设有盗长陵一抔土，陛下何以处之？’今以一株柏杀二将军，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？臣不敢奉诏者，恐陷陛下于不道，且羞见释之于地下故也。”上怒稍解，二人除名，流岭南。后数日，擢仁杰为侍御史。

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故事了，历史上狄公的第一次亮相就怼起了李治，在李治"作色令出"的情况下依然犯颜直谏。而且还不止一次:

司郎中王本立恃宠用事，朝廷慑惧，仁杰奏之，请付法寺，高宗特原之。仁杰奏曰："国家虽乏英才，岂少本立之类，陛下何惜罪人而亏王法？必欲曲赦本立，请弃臣于无人之境，为忠贞将来之诫。"本立竟得罪。

而当时狄仁杰的官职是:"以明经举，授汴州判佐。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，荐授并州都督府法曹。""仪凤中为大理丞，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，无冤诉者。……居数日，授仁杰侍御史。"一个御史光史料可见就怼了他两三回，每一次李治都听从了。而高宗朝真正的官吏核心是个什么情况呢？显庆前的例子就不举了，单举显庆后的:

时造蓬莱、上阳、合璧等宫，频征伐四夷，厩马万匹，仓库渐虚，张文瓘谏曰：“隋鉴不远，愿勿使百姓生怨。”上纳其言，减厩马数千匹。

这个"谏"字运用的春秋笔法，多么的响亮，多么的醒目，一下抓住了我的眼球。这个张文瓘重病将死，还在劝李治罢兵新罗:

上将发兵讨新罗，侍中张文瓘卧疾在家，自舆入见，谏曰：“今吐蕃为寇，方发兵西讨；新罗虽云不顺，未尝犯边，若又东征，臣恐公私不堪其弊。”上乃止。癸亥，文瓘薨。

是我对"谏"字有误解，还是砸缸兄有误解？无人进谏？以言为讳?这一个一个的"谏"，仿佛已使"自相矛盾"四个字跃然纸上。同样出现"谏"字的还有郝处俊:

甲寅，上御翔鸾阁，观大醫。分音乐为东西朋，使雍王贤主东朋，周王显主西朋，角胜为乐。郝处俊谏曰：“二王春秋尚少，志趣未定，当推梨让枣，相亲如一。今分二朋，递相夸竞，俳优小人，言辞无度，恐其交争胜负，讥诮失礼，非所以崇礼义，劝敦睦也。”上瞿然曰：“卿远识，非众人所及也。”遽止之。

同样是郝处俊。李治想禅位给老婆，郝侍郎直接把他骂了回去:

上苦风眩甚，议使天后摄知国政。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：“天子理外，后理内，天之道也。昔魏文帝著令，虽有幼主，不许皇后临朝，所以杜祸乱之萌也。陛下奈何以高祖、太宗之天下，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！”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：“处俊之言至忠，陛下宜听之。”上乃止。

想玩的时候也有人劝:

秋，八月，丁未朔，诏以十月幸凉州。时陇右虚耗，议者多以为未宜游幸。上闻之，辛亥，御延福殿，召五品已上谓曰：“自古帝王，莫不巡守，故朕欲巡视远俗。若果为不可，何不面陈，而退有后言，何也？”自宰相以下莫敢对。详刑大夫来公敏独进曰：“巡守虽帝王常事，然高丽新平，馀寇尚多，西边经略，亦未息兵。陇右户口凋弊，銮舆所至，供亿百端，诚为未易。外间实有窃议，但明制已行，故群臣不敢陈论耳。”上善其言，为之罢西巡。未几，擢公敏为黄门侍郎。

而同时期的左仆射戴至德更是:

戴仆射在职无异迹，当朝似不能言。及薨，高宗叹曰：＂自吾丧至德，无可复闻，当其在时，事有不是者，未尝放我过，因索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箧，阅而流涕，朝廷始追重之。

戴至德活着的时候，没有放过李治的任何一个不是。他死之后，李治拿着他的奏章边看边哭，说以后再也没有人这样劝我了，堪称高宗朝魏征。

还有怼得更厉害的:

上屡责侍臣不进贤，众莫敢对。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对曰：“天下未尝无贤，亦非群臣敢蔽贤也。比来公卿有所荐引，为谗者已指为朋党，滞淹者未获伸，而在位者先获罪矣，是以各各杜口耳。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，其谁不愿举所知！此在陛下，非在群臣也。”上深以为然。安期，百药之子也。

这已经直接把矛头指向高宗，说这是你这个皇帝的过错了，是你待人不诚，贤人才不能为你所用。李治认为他说得很对。这许多记载，大部分都同样出自《资治通鉴》，而且几乎每次有人进谏，李九都听从了，并且嘉奖进言者，唯一不采纳的只有李善感劝他停封嵩山那次(到底是有多想去)。前面的许多史料，足以驳回"中外以言为讳，无敢逆意直谏，几二十年"，前后记载如此迥异，难免使人生疑。连隋炀帝那样的皇帝，到了天下离心的时刻，依旧有人进谏，李九究竟是有什么神通，竟能让天下人闭嘴二十年？以砸缸兄的史学和文学造诣，断不能说是有多疏漏，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带着思考，我找到了这段史料最开始的出处:

自瑗与遂良相继死，内外以言为读将二十年。帝造奉天宫，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极言，时人喜之，谓之“凤鸣朝阳”。(《新唐书韩瑗传》)

与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大同小异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两点:《新唐书》较略，而《资治通鉴》较详。以及用词上，《新唐书》仅说"以言为读"，也就是忌讳进言，而《资治通鉴》则说"以言为讳"，无敢进言，一个是有人说但不太想说，一个是大家都不敢说，这两者间程度的差异，是大有不同的。

再看"凤鸣朝阳"出处，来自《诗经·大雅·卷阿》：凤皇鸣矣，于彼高冈；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于是后人用凤鸣朝阳比喻有高才的人得到发挥的机会。如此看来，当时即便真有这个御史上谏，"凤鸣朝阳"的说法，那也是夸李善感言辞激切，才华横溢，而不是这件事稀奇(至少李九觉得这不稀奇，嵩山封禅他从上元年间就开始筹划，被怼了多少回了)。有人上谏="凤鸣朝阳"=稀奇事=二十年没人上谏的说法，大概是以讹传讹之故。再联想到《新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都是宋人所修，而赵官家及其下属文人们对李治的态度众所周知:

“武氏之乱，唐之宗室戕杀殆尽，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。以太宗之治，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，而几于遂绝，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？以太宗之明，昧于知子，废立之际，不能自决，卒用昏童。高宗溺爱衽席，不戒履霜之渐，而毒流天下，贻祸邦家。呜呼，父子夫妇之间，可谓难哉！可不慎哉？”(《新唐书高宗本纪》)

"初，武后能屈身忍辱，奉顺上意，故上排群议而立之；及得志，专作威福，上欲有所为，动为后所制，上不胜其忿。...自是上每视事，则后垂帘于后，政无大小皆与闻之。天下大权，悉归中宫，黜陟、生杀，决于其口，天子拱手而已，中外谓之二圣。"(《资治通鉴》)

李九因为他老婆的原因，唐以后一直被历代官方黑，(其实唐代就很糊了，什么天子拱手，牝鸡司晨，很多都出自野史《大唐新语》)作为一个反面教材，在起"知更替，明得失"作用的史书之中，就没有过什么好形象。再加北宋一朝，先有刘娥，后有高太后，使宋人不得不产生女主当国的忧虑，只能以修史为名警戒时人。于是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里出现的前后矛盾现象堪称有趣:内兴文治，外举武功的李九，一会儿"高丽百姓朕之百姓"，一会儿将伐新罗，一会儿"欲图吐蕃"(《资治通鉴》)，结果文中时不时出现的主观评价乃至后面的"史臣曰"，硬生生把他打入昏庸之主的行列。这段"凤鸣朝阳"的史料，所用手法也正是始于《春秋》《左传》的写史传统，即以主观的道德评价插入文中，寄寓褒贬，表达鲜明的价值立场，"谏"与"不谏"的区别，正是说明这一现象的例证之一，为了突出道德立场，不得不与先前的记载相背离。褚遂良与韩瑗因废王立武之事与高宗政见相左而死，提及二人死后无人上谏，无非是要给赵官家们一个鲜明的警示:不可令后宫干政，进谏要听，否则会和唐高宗朝一样人人以言为讳，天下离心。如今时代既已变化，女子从政已然不是"司晨牝鸡"的祸事，私以为，我们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，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，也要保留自己的独立思考，敢于批判和质疑。本文仅是猜想，欢迎各位糖圈同好及相关领域专家理性讨论。